他提出了中国“再生资源”和“原生资源”并重的资源战略,积极推进再生资源“国际大循环”,提出了在WTO和《巴塞尔公约》的基础上建立再生资源国际贸易新体系的建议;在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委托重大课题《浙江国际资源监管区模式研究》中提出在国内建立“国际再生资源监管区”的政策建议。此前,他还针对废旧金属拆解环境污染问题,在国家环保总局项目《长江三角洲地区废杂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现状调查及对经济、环境的影响研究(浙江部分)》中提出了“废旧金属圈区管理政策”的观点,已经被原环保局采纳,成为国家政策,他还总结出把“回收游击队”转变成“正规军”的“浙江永康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新模式”,已成为商务部的试点模式。
2009年8月25日,在外交部,基于生态经济、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综合分析,他提出了国家的绿色发展战略,特别提到“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以工业革命引领世界发展,以美国为首的美洲以信息革命引领世界的发展,现在以中日韩为首的亚洲要在资源环境领域引领世界新发展”的观点,进一步论证了中日韩引领新一轮绿色革命的重要性。
他在国内率先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作为一个产业进行系统研究,推动了这一产业的理论发展与实践。在国内率先提出“资源循环产业-21世纪的朝阳产业”的观点,并提出将其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,该观点已经被国务院采纳。
他从循环经济的角度,提出了“一个法宝、二个阶段、三种模式、四位一体、五项机制”的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,总结了浙江经济发展的秘密。